大學畢業以后“工作—學習”的變奏模式，已經成為“新常態”，而且理性化的思考也越來越多。本質上說，人們津津樂道的所謂“教育成功學”——如果存在的話——其關鍵并不是專業和文憑，而是對自身的認知和把握。

2017年7月18日中國教育電視臺將邀請我參與錄制節目，與人民大學周孝正教授同臺，探討有關當下中國教育的熱點問題，其中大學畢業的出路問題，便是其中的重點。

其實，大學本科畢業時的糾結，這么多年以來一直沒有變，我當年就是如此，1997年大學畢業的場景還歷歷在目。

“醒醒，上臺了!”鄰座胖子推了我一把，我這才醒過來，校長講話總算結束了!在雄壯的《運動員進行曲》的陪伴下，我被人群裹挾著走上了學校禮堂的舞臺，領畢業證、學位證。

這可是拿錢換來的!剛剛興起的市場經濟馬上作用于教育：雖然是最后一屆公費生(每年個人負擔學費500元)，但還是在畢業前被母校強行征收了2,000元的莫須有費用，不交就沒證兒。

我冷冷地瞟了一眼笑容可掬的校領導，接過證書，鞠躬走人。

畢業照一樣悲催。全年級一百二十人，只有三套袍子和學士帽，大家借著穿，照相后便匆匆脫下來，遞給下一個，鬼鬼祟祟的，總覺得像《圍城》中的方鴻漸，借了身行頭，拍了照，便算是上過克萊登大學了。

記得那是香港回歸的第二天，被就業折磨的同學們，似乎也沒有太多心氣兒拍照，心里可能還在盤算著給系主任、輔導員送禮的事兒，或者是面試的事兒，或者是這山望著那山高的事兒……

那時可選擇的后路不多。考研算一個，但比起高考來，成功率更低，我一向是怕考試的，就此打住了。

出國留學在我畢業時還是個“極小眾”的話題，雖然清華、北大整班去美國留學，但這樣的“先鋒派”全國也沒多少。根據2016年教育部發布的官方統計數據也從側面證實了這一點。

20世紀80年代、90年代，中國的經濟發展迅猛，但人民生活水平還比較低，政府資助的留學形式可以算作主導力量。自費留學開始產生示范效應，要到2000年以后了。

平民階層的我，錢是頭等大事，想來想去，找工作才是最現實的。

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大學畢業生，也就是被時代邊緣化的70后族群中的那一伙，趕上了“從包分配向供需雙向選擇”的過渡期。那時候政府機關只有外地同學會考慮，面試的名額經常報不滿。

這與當下完全不一樣，如今“國考”的大學生人數遠遠超過二十年前，打破頭要當公務員的比比皆是，從中也能體會到就業的壓力。

2017年795萬應屆畢業生，圍繞著這個焦點，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很焦慮。

這真像《百家講壇》的著名“壇主”、上海電視大學鮑鵬山教授說到的，如今的教育就是“打工仔”教育，從學生、家長，到老師、學校，再到各級教育主管部門，都在為學生的就業擔驚受怕。

憑借在文科院校中的性別等優勢，我很快擺脫了系里的內斗，沒費太大周折，不屑地連續pass掉兩個部委的第二輪面試后，便鉆進了一家大型國企，并洋洋自得于“自己的選擇”。

在大學畢業的學生中，我應該是有代表性的，說實在的，真不知道該干什么，真搞不清去哪個公司、單位好，本質上到哪兒都一樣，都是糊里糊涂。

唯一的好處是，總算開始親身體驗社會了!總算開始自力更生、自食其力了!

當然，我從一開始就朦朦朧朧地覺得，工作一段再去學習，或許更能有的放矢。對教育的崇拜，讓我比較早便接受了終身學習的觀念。

至于留學，其實是在這個基礎上衍生出來的、教育的海外延伸。

本質上說，人們津津樂道的所謂“教育成功學”——如果存在的話——其關鍵并不是專業和文憑，而是對自身的認知和把握。

不過，認識到這一點，我已經完成留學、在海外工作了。

先工作、再學習(包括留學)的思路，相對于目標還不夠清晰的大學畢業生而言，應該是比較穩妥的方案。

我當年去留學，也是經歷了職場的磨煉后突然爆發出的、不可思議的動力。

1997年當我進入國企時才意識到，自上而下的國企改革原來是為了“脫困”，我所在的這個著名企業直到2001年才扭虧。

從工作伊始就是等待。等待國外出差(補助高)，等待晉升，等待漲工資，等待年終獎，等待公派出國學習……想到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，六七十年前的荒誕劇如今怕是無人問津了，但人們卻每天宿命般地扮演著離奇而乏味的角色——迷茫守望者。

那六七年的體制內生存，讓我徹底明白了職場環境對人的作用。我到現在也弄不清當時是怎么想的，鬼使神差地進了既沒權、又沒錢、人際關系像政府、工作量像外企的國企!

但客觀上講，大型國企的平臺所創造的廣闊的國際化空間，是其他所有制形式無法比擬的。

留學前接觸的國際化的業務，真好像是為我在英國的工作做鋪墊似的，英語、商務談判、項目管理、政府關系、市場營銷、代理人網絡、合作方公關，一應俱全，簡直是在英國工作的預演。

在單位偶然瞥了一眼報紙，看到“國內MBA缺口30萬人”的消息。在死水微瀾的境遇中，這條來路不明的資訊，竟連帶出留學的念頭，與欲望和沖動產生了共振，信念被放大了，像湖面上激起的水暈，無限地擴張開去。

抉擇的一剎那可能是熱血沸騰，也可能是心如死灰，但抱定的那個信念頗有些“邪念”的味道：功利的世界沒有平凡的位置，功利的人生沒有平淡的理由。

2003年我到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攻讀MBA，之后留在英國工作，往來于中英之間。

大學畢業以后“工作—學習”的變奏模式，已經成為“新常態”，而且理性化的思考也越來越多，教育——特別是國際教育——走下神壇，走出功利化的固有思維模式，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熱議的話題。

2017年6月蔓藤教育集團發布的《2017年中國留學生美國就業白皮書》指出，74%的中國留美學生沒有實習經歷，而重視實踐技能的美國社會，70%的新員工是從實習生中選拔的。也就是說，沒有實習經驗，中國學生很難拿到工作簽。

2015年獲得美國工作簽證(H1B)的中國學生只占中國在美國留學總人數的5%，約7,000人左右。

其實，這種情況在留學英國的中國學生中也很普遍，只有海外學位、沒有國際實習和工作經驗的大量中國“裸歸”回到國內，與應屆大學畢業生爭奪工作崗位。

而且，《白皮書》顯示的留學歸國人員的薪酬待遇，比想象中的還要低。月收入在10,000元人民幣以下的，高達82%，而10,000元至30,000元之間的只有15%。

顯然，中國仍然是海歸首選的職場目的地，一方面是中國經濟仍處于相對活躍的階段，機會更多;另一方面，中國留學生在純粹的國際職場打拼，仍存在不小的難度。

但無論如何，教育與工作的關系中，教育對工作的促進作用相對滯后，并不存在太多立竿見影的好處。但畢業后沒有進修的動力，職場的提升一定會遇到瓶頸和困難。我認為，工作是階段性的，而教育應該是終生相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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